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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的专题教学设计:以中国现代外交为例

时间:2018/04/25  作者:  来源:

  基于核心素养的专题教学设计:以中国现代外交为例*

  薛伟强

  (江苏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历史教学.上半月》2017年第8期)

  [关键词]核心素养,专题教学设计,中国现代外交

  现行高中历史必修一专题5“现代中国的对外关系”是中学历史课程中唯一的一个外交史专题,课标内容要求为:(1)了解新中国建立初期的重大外交活动,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的意义。(2)简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基本史实,概括我国在外交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3)了解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的主要史实,探讨其对国际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4)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联合国和地区性国际组织中的重要外交活动为例,认识我国为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所做出的努力。

  教学立意包含了教师的教育思想、价值取向及思维方法等要素,是教学的统帅与灵魂,是决定课堂教学品质的关键。教学立意应该反映教学内容的本质,贯通历史发展的前后阶段,整合所涉及的教材内容、方法与策略等。确定教学立意,应综合考虑社会发展、学生成长及课程标准等因素。

  在目前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代,外交成为与内政同等重要的国家核心事务,而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对外交往与国家外交也有许多相通之处。以此而言,本专题与现代社会息息相关,对于达成“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进一步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的高中历史课程目标大有裨益,对学生的世界观形成非常重要,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也有重要影响。然而,限于认识不足等原因,多数老师的教学中心偏向于新中国的外交大事记或外交辉煌史,缺乏必要的教学深度,学生很难对新中国外交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更难达到课标对政治史模块的总体要求:“了解中外历史上重要政治制度、重大政治事件及重要人物,探讨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及其影响,汲取必要的历史经验教训。”

  结合课程标准、学生成长及社会发展需求,笔者把本专题的教学立意确定为“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具体意涵为:“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是现代社会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法则。和而不同是追求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表象上的相同。求同存异指包容差异,在丰富多彩中达成和谐,不能强求一致。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相互影响、互相依存。只有承认差异、包容差异和尊重差异,通过交流、沟通和妥协,同中存异、异中求同,才能化解矛盾,建立共识,和平共处,共存共荣。  

  在新授课中,本专题一般分两课时,老师们多数以三个阶段10个知识点为核心。主要包括,一、新中国初期外交: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二、20世纪70年代外交突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三、新时期外交:不结盟外交政策,联合国为中心的外交,区域多边外交。

  这种简单化的处理会留下很多问题,譬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有何联系?既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超越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为什么新中国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外交关系在其后17年都没有质的突破?既然建国之初的外交一路辉煌,1970年代为什么又出现外交新突破?中美关系正常化与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有何联系?新时期外交政策为何要进行重大调整?其实这些问题皆与“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有本质关联,须在课程与教学设计时整体谋划。以下分别从五种核心素养的视角加以设计解析。

  

  一、历史解释:既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超越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为什么新中国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外交关系在其后17年都没有质的突破?

  所有历史叙述在本质上都是对历史的解释,区别只是在于解释的正误、深浅。人们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描述和解释过去,通过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辨析,辩证、客观地理解历史事物,不仅要将其描述出来,还要揭示其表象背后的深层因果关系。由此不断接近历史真实,学会从历史表象中发现问题,对历史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深刻解释。

  一般的教学中,新中国初期外交的必然包含: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四个知识点。其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认为是“对当代国际关系的重大贡献”,老师们会强调其广泛性、科学性、时代性等特点,突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映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符合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民主精神,反映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非常值得让学生探讨。首先,作为一个基本没有现代外交经验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短短数年内,就提出一个非常具有现代性的外交理论,其中有没有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其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日内瓦会议、亚非会议除了时间上的先后,还有没有内部的联系。再次,教材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标志着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成熟” [①] ,为什么中国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外交关系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都没有质的突破。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涉及到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度解释与理解,而学界的相关研究早已取得共识。

  正如中美关系的缓和是70年代中国外交突破的关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是50年代中期外交突破的关键,它是贯穿之前的“一边倒”与之后的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的一条主线,只是大多数老师对此认识不足,往往停留在浅表的知识层面。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理论基础及突出特点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理论基础直接源于苏联的“三和”路线,也深受中共统一战线理论的影响。在“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之下,受苏联两大阵营理论的影响和制约,中国在政治和外交上否认中立主义的存在,将民族主义国家视为西方帝国主义阵营的一部分,对外交往受到很大束缚。以至于1951年至1954年的4年间只新增一个建交国,外交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截止1954年,与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的亚洲国家只有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4个国家。由表一可见,整个五十年代,平均每年新增建交国1.5个,中国与联合国会员国的建交率绝大部分低于四成,1955年之前最高只有三成五。中国有突破外交困境的急迫需要,但必须等待苏联老大哥的政策开放。

  表一  1949—1979年与中国建交国家数据简表[②]

  年份

  1949

  1950

  1951

  1952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建交

  国家

  10

  19

  20

  20

  21

  24

  27

  28

  32

  34

  年份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建交

  国家

  38

  40

  41

  43

  50

  49

  48

  47

  47

  47

  年份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建交

  国家

  53

  69

  87

  88

  95

  103

  107

  110

  112

  116

  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二战结束后一直渴望和平建设的多数苏联领导人,都明显地松了一口气。苏共二十大从国际、国内和党内三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非斯大林化的方针。赫鲁晓夫马上中止了斯大林一直推动的进攻性政策,认为战争不是不可避免,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苏联对外政策的总方针,即“三和”路线。其基本构想是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在和平竞赛中超过美国,谋求实现苏美合作主宰世界。和平共处指的是在国家关系方面,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去干涉对方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信仰,也不强制对方接受自己的制度与信仰,因为这是每个国家人民自己的内部事务。但是,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不能推广到意识形态领域,不能以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苏联很快改善了与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的关系,赫鲁晓夫也劝告中国、朝鲜和越南,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革命党,停止武装斗争,尝试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平共处”。“三和”路线和战争可避免论是“赫鲁晓夫的现实主义和预见性的反应,是符合当时已经凸现出来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要求的”。 [③] “三和”路线并不是赫鲁晓夫个人心血来潮,而是斯大林之后在莫斯科新领导层内逐步形成的共识。这是时代前进的体现,社会发展的要求,人民生活的需要,“对于苏联、对中国、对整个社会主义体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④]

   “三和”路线在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主管外交的中共高层产生了广泛共鸣,中共中央权衡利弊,接受了苏共中央的建议,与朝鲜党一道,在谈判桌上做出了让步,1953年7月同美国达成了朝鲜停战协议,这是朝鲜问题摆脱僵局的关键因素。 [⑤] 1953年底,周恩来将莫斯科提出的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外交方针具体化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用以宣示新中国新的对外政策,及其全面谋求和平外交的诚意。在毛泽东看来,这一政策转变的关键所在,仍不出中共统一战线的精髓,可以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美国)的目的”,形成国际上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尽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认为是“对当代国际关系的重大贡献”,但就其内容而言,作为中国的对外政策,各项内容在以前不同场合都先后提出过。作为国际关系准则,《联合国宪章》有关组织宗旨和原则的第一章已包含了五项原则的所有内容,且直接源于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

  既然“五项原则”在形式上并无太多的创新,为何在新中国外交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学者研究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地位尚未恢复,它并不受《联合国宪章》的任何约束。其次,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由革命运动建立起来的革命国家,信奉阶级斗争理论,凡事坚持非左即右、非敌即友。这样一个典型的革命国家,能够很快提出(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接受)旨在维持国际现状的“五项原则”,在理论上由革命外交向和平外交转型,可以说是一个重大转折。 [⑥]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从国家主权原则出发,超越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的异同而处理国际关系的范式。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典型实践: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

  对于新中国而言,和平外交的任务无疑相当艰巨。在国务总理和外交部长周恩来的努力下,中国政府做了全方位的相当深入的努力,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都是其具体表现。由此明显地改善了新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揭开了中国第二次建交高潮的序幕。由表一可见,1955年以后,中国新增建交国的数量有明显增长。

  对于日内瓦会议,如果仅强调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身份参加的重大国际会议,这是很片面的。日内瓦会议是二战后两大阵营第一次就局部冲突问题的解决而召开的专门国际会议,是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阵营和平外交的具体实践,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有明显作用。同朝鲜战争一样,二战后的印度支那战争是东西方对抗的另一个热战焦点。这两个迫切问题如果能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1953年7月,美、英、法三国外长共同向苏联提议召开四大国外长会议商讨国际局势,这与苏联的缓和战略不谋而合。后经苏联的反复交涉,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同意中国参加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苏联此举很明显是支持作为同盟国的中国提高国际地位,另外也考虑到,若无中国参与,两个问题都没有办法彻底解决。

  苏联在日内瓦会议上充分发挥了引领作用,中国也实现了“大国外交的首次展现”。日内瓦会议前,苏、中、越三国多次在莫斯科会商,就有关谈判的方针政策达成一致,建议以南北分界实现停战,力争和平解决印支问题。日内瓦会议中,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际力量,为会议达成协议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还主动解散了周边国家华侨的共产党组织,劝说华侨加入所在国国籍,明确表示不再输出革命。这些都让一直以来极度恐惧“赤祸”蔓延的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开始对新中国刮目相看。这次会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和平,也确保了中国南部边境地区的相对稳定,明显改善了中英关系,架起了中美沟通的桥梁,可谓一举多得。

  在新中国探索调整外交格局的背景下,万隆会议成为积极靠拢亚非新独立国家,主动拓展国际空间,推动实现外交战略调整的重大历史契机。到1955年4月万隆会议召开之前,与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的亚洲国家只有5个,非洲的建交国则一个也没有。为了孤立以美国为首的主战派,须争取以英国、法国等为首的维持现状派,团结多数“中间地带”的和平中立的新独立民族国家,由此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这就是毛泽东的“中间地带”战略。

  亚非会议由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南亚五国发起,主要目的是坚持执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共同抵制美国与苏联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活动,被视为第三世界崛起的重要标志。亚非会议既是中国外交的重大机遇,也是严峻挑战。这是中国在没有苏联参与的情况下第一次出席的大型国际会议,而且在29个正式参会国家中,与中国建交的只有6个,中国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一个(北越),亲美反共的国家有好几个。美国虽然没有资格派正式代表团参会,但极力挑拨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不惜一切手段(比如暗杀周恩来)阻止和破坏亚非会议。为了开好会议,周恩来等在会前做了认真和充分的准备。他还特地到印度、缅甸专门会商,正式达成中立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在亚非会议上合作的君子协定,为以后的亚非会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万隆会议召开之际,少数国家受西方势力挑拨,以“反对共产主义威胁”为由,多次影射攻击新中国。周恩来总理三次力挽狂澜,化解了一些国家对新中国的疑虑和误解,以协商一致的原则达成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树立了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在会议上,周恩来公开宣布中国愿意坐下来同美国谈判,以便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美由此开始了断断续续长达15年共计136次的特殊的大使级会谈。万隆会议充分展现了中国的外交智慧,中国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举世公认的巨大贡献。如果观察求同存异理念的历史经纬,就不难看出,求同存异是此前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共处”外交思想、国际关系理念的补充和延伸。 [⑦]

  万隆会议充分展示了中国的和平外交形象,增加了中国与亚非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是中国在中东和非洲打开外交新局面的历史里程碑。万隆会议后到1959年有尼泊尔等10个亚非国家,1960—1964年又有加纳等14个亚非国家与新中国建交。截止1964年,同中国建交的50个国家中,亚非民族主义国家已占30个,占绝大多数。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挫折与废弃

  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般的教学突出其重要意义,给学生留下的印象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直在推行。实际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良好开端未能持续,很快便遭遇了严重挫折,最终被否定和废弃。这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调整的重要背景。

  1957年,国内和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变化。从国内讲,1957年夏是毛泽东的思想发生“左”转,中共指导方针随之开始向“左”偏移的关键时刻,阶级斗争被重新提到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重要地位,代替了对发展生产力的重视。从国际环境来讲,1957年夏,一边是中美关系出现逆转,一边是苏美关系缓和。美国出台了在台湾驻扎装备导弹的美国空军部队等一系列敌对政策,激怒了毛泽东。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时候,苏美关系却出现了明显的缓和,这当然令中国十分敏感。中共又开始以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和分析国际形势,越来越强调“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只要国际剥削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的观点,这就限制了中国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也与苏联的外交政策出现了严重分歧。中共的观点带有明显的“左”倾教条主义色彩。 [⑧] 1958年以后,中国的对外政策变得越来越激进。

  1960年代初,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完全否定。1959年中印发生边界冲突,莫斯科偏袒印度的外交姿态让中共中央领导人大为恼火,毛泽东认为这正是在国际问题上不讲阶级斗争的严重后果。60年代初,随着“大跃进”、庐山会议、大饥荒和“七千人大会”等,国内经济政治形势日益严峻。1962年,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上书党中央,建议在国内外都面临巨大困难的情况下,我国应该改变激进的外交政策,多讲和平,减少对外援助,停止输出革命等。这些建议被毛泽东定为“鼓吹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修、反要“和”,对各国革命援助要“少”)的“修正主义路线”。翌年,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提出外交上要“三斗一多”,即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要更加坚决地斗争,对亚非拉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援助要大大增加。 [⑨] “三斗一多”主张既反美也反苏,为此要大力输出革命,把原来的“中间地带”变成反美反苏的前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完全否定。“三斗一多”表明中国完全恢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必须不断斗争的革命外交理论,外交政策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为根本。这不但破坏了与广大亚非拉国家建交国的良好关系,也加深了中国在大多数尚在观望中的资本主义阵营国家中的负面印象,中国外交形势重新陷入困境。这是中国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外交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后17年都没有质的突破的根本原因。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逐步否定和废弃,这主要是由毛泽东的世界阶级斗争理论决定的。在1976年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新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外交思想,或曰对外政策思想,无疑就是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主张”。 [⑩] 尽管毛泽东曾把“五项原则”视为一项长期的方针,但从根本上说,它只是实现其最终革命理想的权宜之计,只是世界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这与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有极大相似之处。在毛泽东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迟早要爆发,美帝等亡华的野心不可能自动放弃。“五项原则”形式上是追求和平,本质上是为战争做准备。一旦认为革命力量足够强大,“东风压倒西风”,毛泽东就自然地会放弃“中间路线”,转向革命外交,不再愿意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更多地强调斗争。 [11]

  

  二、时空观念:1970年代为什么需要外交新突破?

  

  时空观念是在特定的时间联系和空间联系中对事物进行观察、分析的意识和思维方式。任何历史事物都是在特定的、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发生的,只有在特定的时空框架当中,才可能对史事有准确的理解。在不同的时空框架下理解历史上的变化与延续、统一与多样、局部与整体,才能对史事做出合理解释。

  一般的教学多强调新中国初期外交取得重大成果,成就辉煌。这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问题,既然新中国外交一路辉煌,1970年代为什么需要外交新突破?这个问题学生自己恐怕很难讨论出有价值的信息。

  实际上,由发展脉络而言,新中国外交颇多曲折,尤其是在前30年。看清其中的发展趋势,最好是查阅资料给出详细的数据表。由表一可见,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以后,建交国家虽然逐步增加,但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增速非常缓慢,平均每年新增建交国两个。是以人教版教材言“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遏制中国”形成了“外交僵局”。 [12] 如果我们考虑到联合国会员国成员在不断增加,中国与联合国会员国的建交率更能客观的反映事实。1951年联合国共有60个会员国,中国建交率为1/3。1960年有99个会员国,中国建交率为39%。1970年建交率为37%,1971年首次过半,达到52%。1972年为66%,1978年突破七成,达到74%。也就是说,整个五十年代的建交率绝大部分低于四成,整个六十年代的建交率始终低于五成,说明中国的朋友圈还很有限。“文化大革命”发动初期,“中国对外关系出现严重倒退,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断。” [13]

  1960年代中国外交奉行“两只拳头回击”政策。1962年,毛泽东提出外交上要“三斗一多”,外交上开始到处树敌,以反美、反苏为前提,支持一国,反对一国。在国内广大农民还勒紧腰带的困难情况下,中国政府每年对外国革命斗争的无偿援助占财政支出的6%以上。其中,仅向越南提供的援助就高达200亿美元;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援助也达到100多亿人民币,相当于使阿每人获得一吨粮食、半吨钢、4000元人民币,而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才200多元;修建1800多公里长的坦赞铁路,中国投入了近20亿人民币。从1962年到1972年,中国一直以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购买古巴食糖,中方为此多付了2. 85亿美元。 [14] 这些对外援助“未注意量力而行,在60年代前期国内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援外数额竟超过了偿还苏联债务的总额”。 [15] 因此,有学者认为,新中国的对外援助主要是从政治和外交的需要出发,“平等互利”被放在第二位,“平等”做得很好,“互利”却没做到,对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产生了不利影响。 [16]

  受到国内阶级斗争越来越“左”的政策影响,中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输出革命。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施以物力、财力及军火的援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最终导致1965年后印尼疯狂的反华运动在全国广泛兴起,华人生命财产严重损失,中国与印尼迅速转变为敌对关系,并使得中国在亚洲的政治形象严重受损。 [17] 1967年,中国因“文化大革命”,喊出了打倒各国反动派、世界革命中心在北京的口号。北京发生了“三砸一烧”,即造反派冲砸印度、缅甸、印尼的驻华使馆和围攻、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在“文革”开始后的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同已建交和半建交的47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先后发生外交纠纷,印度尼西亚等两个国家与中国断交。到60年代末,外国在中国设立的领馆由60年代初的30个锐减到6个,而中国在国外的领馆也由14个减少到5个。 [18] 中国远离国际社会,处于半封闭状态。1969年党的九大前夕,毛泽东自己也清醒的认识到“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 [19] 。如果回避六十年代的外交形势,现代中国外交将会缺失重要的一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实践的理解也会很片面。学生如果不了解六十年代的外交困境,也不可能理解七十年代为何需要外交的突破。

  谈到五六十年代的外交困境,当然有必要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和辩证分析。有关外交困境出现的原因。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并非一帆风顺,经常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 [20] 左倾错误危害全局,外交也不会例外。从外交与内政的关系角度看,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新中国前三十年,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反右倾、四清社教、文化大革命,国内不停地进行“寻找敌人”的“阶级斗争”,国内的阶级斗争思维显然会延续到对外交往上。

  有关五六十年代外交政策的认识评价。从中共的发展历史来看。当年的共产党人多年从事阶级革命斗争,凡事坚持非左即右、非敌即友的“二分法”,刚刚治国理政后,本质上很难有今人所谓的外交观念,我们不能以现代外交思想苛求。正如中共中央自己的反思, “由于缺少对现实国情和时代特征的全面把握和深刻认识,既未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又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新变化缺乏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尽管一再强调要实事求是,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办事,事实上还是违背了客观规律,想把事情办好却事与愿违”。 [21] 就像婴儿一定会摔跤,新生事物必然会有曲折。邓小平说:“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 [22] 只要正确地总结教训,过去的错误同样能成为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其思想内涵与课标要求的“了解中外历史上重要政治制度、重大政治事件及重要人物,探讨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及其影响,汲取必要的历史经验教训”完全一致。

  

  三、史料证据:谁把我们抬进联合国?

  

  史料是通向历史认识的桥梁。史料证据指对获取的史料应该进行辨析,判断史料的真伪和价值,在此过程中体会证据精神;学会从史料中提取有效信息,作为历史叙述的可靠证据,运用可信的史料努力重现历史真实,并据此提出自己的历史认识。

  讲述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时,不少老师会提到毛主席说过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据说毛主席坐在沙发上,听到联合国传来的喜讯时满面笑容。他对大家说,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究竟是谁把我们抬进联合国,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关键因素有哪些?这是一个培养学生史料证据意识的好机会。

  揆诸史实,参考表二,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历经曲折,前后持续22年,绝非一朝一夕之力;1950年到1971年,联合国会员国由60个逐步增加到132个,绝非一党一国之功。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是中国的外交努力、国力不断增强、友邦大力支持及中美关系缓和、国际格局变化等多因素合力的结果。

  美国一直是阻挠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首领,1951—1960年主要采取“缓议”战术,使相关议案无法进入大会表决。1961—1971年,美国使用“重要问题提案”手段,要求有关中国联合国代表权的提案须经大会2/3的多数决议通过才有效,尽管该提案违背联合国宪章精神,但被大会表决通过就必须执行。

  在友邦支持方面,1950到1962年,苏联一直领衔提案支持中国。1963年到1971年,则一直由阿尔巴尼亚领衔提案(这是我们大力无偿援助该国的重要原因)。中国的外交努力方面,1960年以后,大批新独立的非洲民族国家加入联合国。1963年到1965年,周恩来总理三访非洲,阿尔及利亚、苏丹、肯尼亚、赞比亚等国相继与中国建交。六十年代中国新增的建交国,绝大部分是非洲国家。到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前,中国已同23个非洲国家建交。

  表二  1950—1971年联大支持中国恢复合法席位提案表决情况 [23]

  年代

  1950

  1961

  1962

  1963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赞成

  11

  36

  42

  41

  47

  46

  45

  44

  48

  51

  76

  反对

  38

  48

  56

  57

  47

  57

  58

  58

  56

  49

  35

  会员国

  60

  104

  110

  112

  117

  122

  122

  126

  126

  127

  132

  

  很多老师强调中美关系缓和是70年代中国外交突破的关键,但对它也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重要因素认识不足。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马首,美国曾经长期对新中国采取敌对政策。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美国越来越感觉到与中国改善关系的重要性。1970年 1月20日,中美第135次大使级会谈在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举行,双方代表转达了两国领导人关于举行高级别直接接触、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开启了中美关系缓和的序幕。1970年6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取消了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决定,已经预示重大变革即将发生。1971年7月和10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两次秘密访华,为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做准备。

  美国不仅是资本主义阵营的领袖,也是世界一流强国。中美走向和解,不仅直接影响了美国盟国英国、比利时、日本等国家加快同中国建交的步伐,而且还影响了世界上一大批国家调整对华关系。1970年10月后短短两个多月,加拿大、赤道几内亚、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智利等5个国家先后与中国建交。加拿大是七十年代第一个,也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二个与中国建交的资本主义大国,中加建交在国际社会激起较大的反响,打开了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在时机上对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解决也十分有利。故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认为“中美关系的转变给国际社会带来巨大冲击”的“第一个重大反响”就是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决议。 [24]

  1970年11月第25届联大,支持中国的提案20年来首次出现赞成票超过反对票。会后一些国家向美国明确表示,在下一届年会表决时他们将改变立场,支持北京。1971年前10个月,尼日利亚、科威特、喀麦隆、圣马力诺、奥地利、塞拉里昂、土耳其、伊朗、比利时等9个国家先后与中国建交。一些国家在尚未同中国谈判建交的情况下,先行改变其对待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态度,以示对中国的友好。这些都对新中国恢复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顺利解决产生了重要作用。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表决,首先是美、日的“重要问题提案”以55票赞成、59票反对、15票弃权失败,该提案十年来首次未通过表决。这就意味着,接下来恢复中国联合国席位的提案只需过半便可通过,表决结果是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中国获得压倒性多数。北约盟国除了卢森堡、葡萄牙和希腊外,其余全部投了反对票或弃权票。欧洲只有马耳他投反对票,拉丁美洲只有古巴和智利同我国建交,但秘鲁、多哥等5个未建交国家都投了赞成票。这个结果让中国和美国都感到意外。76个投赞成票的国家中,亚洲国家19个,非洲国家26个,欧洲国家24国,拉丁美洲国家7国。亚非拉朋友圈共计52票,占总票数的2/3强,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当然,其它24个投赞成票甚至17个投弃权票的国家也很重要,它们多属于资本主义阵营。

  综上所述,“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说法明显错误。首先26个非洲国家尚不足赞成票的半数,这一点学生很容易看出。其次投赞成票的26个非洲国家中,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摩洛哥、苏丹、突尼斯等国占大多数的是阿拉伯人,绝非“黑人兄弟”。实际上,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的事件亲历者、著名外交官熊向晖早在2000年便刊文证伪,毛泽东根本没有说过这句话。 [25] 如果仅指1971年的联合国大会,我们大体可以说是亚非拉朋友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或者按岳麓版教材的说法,“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26]

  

  四、历史理解:外交的本质是什么?新时期外交政策为何要进行重大调整?

  

  历史理解是指将对史事的叙述提升为理解其意义的情感取向和理性认识。学生能够努力理解各种历史叙述及其语境的含义;能够依据可靠史料设身处地认识具体的史事,对历史境况形成合理的想象,更好地感悟和理解历史上的各种事物;能够理解历史叙述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差异;能够在同情理解的基础上尽可能实事求是地建构自己的历史叙述。

  外交到底是什么,外交究竟为什么,欲让学生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新中国外交,外交的本质分析不可或缺。就实践而言,多数新授课对此避而不谈,少数复习课有所涉及,但流于形式。如:“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是以本国的综合实力为基础,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此外政权的性质、国际形势等也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 [27]或“外交本质:国家利益是外交工作的最高准则。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因素有国家利益、国家性质、国家实力、国际形势等,外交是智者的游戏,外交是妥协的艺术,外交更是一个国家实力强弱的晴雨表。” [28]

  外交到底是什么,外交究竟为什么,这个问题最好先让学生讨论发言。现代教育上许多方面的失败,是由于忽视了把学校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这个基本原则。杜威说:“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学校必须呈现现在的生活——即对于儿童说来是真实而生气勃勃的生活。像他们在家庭里、在邻里间、在运动场上所经历的生活那样。” [29]

  实际上,外交的本质与现代社会生活有很多共通之处。学生至少可以联系生活中的交朋友、朋友圈。稍加引导,便可理解多交朋友、少树敌人可以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好朋友(闺蜜、基友)助益最大,强敌最具威胁性,所以要尽量缓和矛盾、化解冲突;与他国结盟(拜把子)有利也有弊等。接下来再从学理上理解外交的本质内涵就很容易了。

  自15世纪中期近代外交发源后,中外学者和外交家提出了表述各异的外交概念,其中突出的共性特征是和平。如英国外交学家欧内斯特.萨道义认为,“外交是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有时也推广到独立国家和附庸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简单地说,是以和平手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 [30] 科兰在其《大使馆和外交官》一书中将外交定义为 “一个国家为了维护和发展本国的国家利益而以非战争的方式与世界各国开展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交往。” [31] 所以,外交的本质是和平。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外交的手段是和平的。二是外交的目标是和平的。” [32] 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处理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国家行为。外交不是权力政治,也不是对外政策,而是按照一定规范和平处理国家间关系、落实对外政策的过程。外交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于国家在长期外交实践中形成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一系列成文和不成文的惯例和规则,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也受制于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外交是妥协的艺术,需要高度智慧,外交要与时俱进。

  理解了外交的和平本质以后,便很容易理解新时期外交政策为何要进行重大调整。教师可以首先引导学生深入的思考,新中国前30年的外交在取得重大成就之外,是否也有教训与不足,深层原因是什么。尽管我们很早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主要执行的还是战争外交、革命外交,期间经历了很多曲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民版和北师大版教材都单设一节,专门讲述新时期“外交政策的调整”。人民版重点强调,“邓小平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科学判断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基本依据,不结盟是新时期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具体表现”。 [33] 这样的安排对于学生深入把握中国现代外交是非常有必要的。相较而言,人教版和岳麓版教材没有明确谈到外交政策的调整,只是通过习题或小字部分稍有涉及,需要老师补充完善。很多老师会提到“革命外交”与“国家外交”,但通常缺乏对其内涵及新中国五六十年代外交史实进行深入解读,这样学生很难深刻理解重要调整的必要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改革开放,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在国际上迫切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外交从指导思想到外交政策开始进行重大调整”。“开始注重国家利益”,强调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提出外交工作的任务,“除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外,主要是为配合国家经济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按照是否有利于共同发展和繁荣,来决定中国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单纯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出发,不再简单以意识形态划线,不再继续划分敌、我、友。” [34] 换言之,新时期外交由结盟调整为不结盟(结伴而不结盟),由单纯以意识形态划线调整到不再划分敌、我、友(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由战争外交的思想调整到和平外交的思想。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全面恢复与创新发展。很显然,这是对前30年外交惨痛教训的深刻借鉴。“这种外交指导思想的转变,对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35]

  理解了外交的和平本质以后,还可以创设情境,引导学生分析“弱国无外交”的片面性。人教版课后的学习延伸,要求联系日内瓦会议和巴黎和会中国的不同地位和作用,谈一谈对“弱国无外交”,与“无论强国、弱国、大国、小国都有外交,而且外交上都一律平等”这两种观点的看法。 [36] 这是一个可以引导学生深入把握外交本质的好问题。揆诸史实,不少小国如瑞士、卢森堡、新加坡、韩国成功的经验是,外交是国家存亡和兴替的关键、立国之本和“小而不弱”的保证。晚清并非弱国,晚清及近代中国的经验不是“弱国无外交”,而是外交的失败导致国家的失败。 [37]

  

  五、家国情怀:如何通过外交史学习关怀现实、增长智慧?

  

  家国情怀是学习和探究历史应具有的社会责任与人文追求。学习和探究历史应具有价值关怀,要充满人文情怀并关注现实问题,以服务于国家强盛、民族自强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为使命。学生的历史智慧指在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中,能够将认识的对象置于具体的时空条件下进行考察,能够体现出尊重和理解他人、客观处理问题的态度,能够以史证思维和法制意识处理现实问题。能够分辨历史上的真伪、善恶、进步与倒退,以及公平、正义与否,面对现实社会与生活中的问题,能够以全面、客观、辩证、发展的眼光加以看待和评判。能够将对历史的认识延伸到对自身成长和现实社会的认识上,从实践的层面体现历史的价值。

  通过对外交情境的深入理解,对外交关键要素的判断和把握,学习者在相似情境能“举一反三”,在新情境中能分析判断差异并将原则思路迁移运用,便可以达到增长智慧、关怀现实的目标。以下情境可在相关教学中灵活使用。

  情境一  

  二战胜利后,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关系一直不和。1948年,共产党情报局宣布南斯拉夫共产党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做出了将南斯拉夫逐出社会主义阵营的决定,南斯拉夫与苏联正式分道扬镳。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外交上实行“一边倒”的政策,旗帜鲜明的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凡社会主义国家可直接建交。建国一年后,便与19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其中绝大部分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南斯拉夫,直到1955年中国才与其建交。

  思考:既然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1950年中国为什么没有与南斯拉夫建交?1955年,中国为什么能与南斯拉夫建交?

  解析:朋友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敌人,1950年斯大林不可能同意中国与南斯拉夫建交。赫鲁晓夫上台后,实行外交缓和政策,主动改善了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化敌为友”,所以中国才能与南斯拉夫建交。

  情境二    1950年初,一些西欧、北欧的资本主义国家——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相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愿意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经过谈判,1950年5月至10月,我国先后同瑞典、丹麦、瑞士、芬兰正式建交。

  思考:既然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国为什么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解析: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并不等于断绝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在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包围和封锁的严峻形势下,能打开资本主义的缺口,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体现了外交的灵活性与智慧性。

  情境三   万隆会议我发言

  打出美国记者、伊拉克发言人、锡兰总理的发言要点,让学生体会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上的处境。小组讨论,并派代表模拟周恩来发言。比较几位“周恩来”表演者发言的效果。宣读周恩来发言原文的精华部分,让学生分析周恩来发言稿中“求同存异”的含义。

  解析:通过角色扮演的参与式学习,有利于学生理解分析求同存异的精神实质和作用。

  情境四    几年前,有很多民众给外交部寄钙片,希望他们“补钙”,增加对外国(尤其是霸权主义国家)交涉时的硬气。言外之意,民众认为我国的外交过“软”。试结合当前的外交热点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解析:外交的本质是和平,外交是妥协的艺术,需要高度智慧,一味强硬未必有益。譬如北朝鲜问题,萨德系统问题,南海问题,单靠强硬是解决不了的,当然适度的反应和制裁,也是必须的。目前的“一带一路”计划,是中国互利共享、和平外交的新发展,在世界上广受赞誉。其它事例言之有理即可。

  情境五    试以现代中国外交为例,谈谈对人生发展的启示?

  解析:多交朋友、少树敌人、不拜把子;尽量缓和矛盾、化解冲突,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要不断的发展自我,有实力才有魅力;多听取他人的建议,不独断专行,可以尽量避免或减少挫折;其他视角言之有理即可。

  

  

  结语

  

  在史料教学蔚然成风的当下,对于教学重点和难点,很多老师习惯于给出几段支离破碎的史料,提出几个问题,得出几个结论。一般灌输“是什么”比较多,分析“为什么”比较少。引用各种材料比较多,对材料的考辩解释比较少,相关的历史背景分析比较少。学生常常将史料视为关于过去的的“直接报导”,当成教材的补充。这是一种基于史料的新型灌输法,与学生建构知识的路径背道而驰,也很难培育学生的历史素养。

  学生面对多元丰富的史料,未必就能自然而然地受益。教师须在史料的理解、运用等方面进行不断的引导、启发,将史料与广泛的历史本身联系起来。通过史料教学培育中学生的历史素养,并非如表面上单纯,甚至是一项比专业历史学者所面对的还要复杂的挑战。以此为目标的历史老师,不但需要扎实的史学功底,还需要高超的教育教学能力。事实上,许多英国历史老师都承认,史料如果用得不好,史料教学只会使学生感到困惑,让他们只留下片段、混乱的图像。 [38]

  把教学重点放在史实上,要比放在观点上更重要。因为史实是观点的基础,尽量占有史实,更有助于形成历史思维能力。因此,笔者的教学设计大多不是简单的史料—问题—结论方式,力求注重史实的统一与多样、局部与整体、原因与结果、延续与变迁,引导学生向历史资料提出问题,经验思辨之路,在历史的脉络中深化解释与理解,从而深刻把握学习内容。还需说明的是,学科核心素养可以单独界定,但很难单独培育。由本专题教学实例而言,每一个重大史实,都自然的包含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证据、历史解释、历史理解、家国情怀等多种核心素养。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须融会贯通、多维一体,笔者只是为行文方便,选择与各史实最相关的素养切入而已。

  核心素养很难通过死记硬背、题海战术来培育,我们必须改进传统的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积极践行启发式、参与式、讨论式、合作式教学,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环境,重视形成性评价和表现性评价,通过搭建知识脚手架,让学生深度参与教学过程,从而逐步构建自己的素养大厦。

  【作者简介】薛伟强,男,历史学博士,江苏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历史教育及中国近代史。  

  (此为原稿,发表时略有删改)

  

  


  * 本文为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课题——基于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教育硕士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批准号JGZZ16_08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曹大为、赵世瑜主编:《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1》,岳麓书社,2004年,第115页。

  [②] 数据整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日期简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2193_674977/

  [③] 郭美兰;《关于中苏两党在‘三和’路线上分歧的由来》,《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年第1期。

  [④]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增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43页。

  [⑤]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66-473页。

  [⑥] 任东来:《从‘两大阵营’理论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太平洋学报》2000年第4期。

  [⑦] 何志鹏:《大国之路的外交抉择——万隆会议与求同存异外交理念发展探究》,《史学集刊》2015年第6期。

  [⑧] 郭美兰;《关于中苏两党在‘三和’路线上分歧的由来》,《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年第1期。

  [⑨] 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567页。

  [⑩]杨奎松:《新中国的革命外交思想与实践》,《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

  [11] 任东来:《从‘两大阵营’理论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太平洋学报》2000年第4期。

  [12]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1》,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14页。

  [13]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9页。

  [14] 马继增:《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15-317页。

  [1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661页。

  [16]乐波:《毛泽东时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孝感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17] 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286-289页。

  [18] 郭伟伟:《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6页。

  [1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第881页。

  [20] 曹大为、赵世瑜主编:《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1》,第97页。

  [2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第743页。

  [2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2页。

  [23] 数据整理自Yearbook of the United Nations:https://unyearbook.un.org/content/basic-facts-about-united-nations

  [2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第891-892页。

  [25] 熊向晖:《毛泽东说过这句话吗?——质疑〈新中国外交50年〉编者》,《百年潮》2000年第2期。

  [26] 曹大为、赵世瑜主编:《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1》,第115页。

  [27]佚名:《专题五 现代中国的对外关系》,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view/81816b42a8956bec0975e37c.html

  [28]佚名:《第26课 新中国外交》,百度文库https://wenku.baidu.com/view/6830bf60caaedd3383c4d3bc.html

  [29] [美]约翰·杜威,赵祥麟等译:《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6页。

  [30] [英]戈尔·布斯主编:《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3页。

  [31] 科兰:《大使馆与外交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1页。

  [32] 张清敏:《外交的本质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33] 朱汉国主编:《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1》,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4-95页。

  [34]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308-309页。

  [35]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309页。

  [36]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1》,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11页。

  [37] 张清敏:《外交的本质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38] Riley. C:Evidential understanding, period knowled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cy: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layers of inference' for key stage 3’.Teaching History, 97(1999), p6-12 .